洪治纲：《困顿中的挣扎——贾平凹论》（河汉观星）
洪治纲，男，评论家，现居广州。
对于中国文坛来说，贾平凹是一个奇异而又复杂的存在。他的创作，几乎集中了上个世 纪五十年代出生并从乡村走到城市的作家们所共有的矛盾，同时，又隐含了他个人在艺术超 越上所出现的某些耐人寻味的困顿。一方面，他试图容纳一些现代意识和审美观念；另一方 面，他又无法挣脱沉重的乡土羁绊。在主观上，他渴望回到民间，回到自我独立自治的精神 空间，但是，落实到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他又显得顾虑重重而巧取中庸。他的作品在读者群 中总会引起一波又一波的巨大反响，但他对一些批评又保持着高度的敏感、警惕甚至是耿耿 于怀。他崇尚一种憨实、木讷、谦逊、低调的人生哲学，但又常常被内心的自由冲动折磨得 焦灼不安……他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与自己混沌无序的思想做斗争，是在与自身困顿 焦灼的精神意绪相抗争。他试图从中寻找某种理想的平衡方式，但是，就目前的情形来看， 他依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西西弗斯”。
因此，面对贾平凹的创作，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他在散文和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两种 截然不同的审美情趣，不只是他对人性的强烈不满和对自然的极度迷恋，更重要的，是他在 传统思维中对一些现代艺术小心翼翼的拥抱的尴尬姿态，是他在自我超越的冲动中所体现出 来的优柔寡断、辗转反侧，是他融自卑与自信于一体的彷徨和焦虑。正是这些隐秘的原委， 使他的创作（特别是后期创作）一直缺乏本质性的超越，始终处于一种困顿中的挣扎状态。
一 悲苦背后的精神质色
一 悲苦背后的精神质色
审度贾平凹的创作，有必要先从他的人生心态入手。因为与其他的作家相比，贾平凹对 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个性禀赋，总是有着异乎寻常的表达欲望，而且每每充满了某种悲天悯人 的无奈之绪。他反复强调自己这一辈子，除了没有坐过牢，“经历了人所能经受的种种事变 ”，(1)其言辞之中，饱含着浓烈的凄苦与沧桑。那么，细察他的人生历程，是否果真如此 ？
贾平凹，一九五二年夏历二月二十一日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1972年被推荐 到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留在省城西安至今，历任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长安》编 辑、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专业作家以及《美文》杂志社主编等职。
纵观贾平凹的生活经历，有两次较大的打击对他的人生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一是 1970年贾平凹的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而开除了公职，“家庭由小康人家变得一贫如洗 ”。(2)二是1984年患上乙肝，断断续续治疗多年方得痊愈，有一次甚至“度过了变相牢狱 的一年多医院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起来，又可以说经受了万箭穿身，吃过大包小包的药草 ，这些草足能喂大一头牛”。(3)这两次打击，曾被他无数次在相关的文章、访谈或后记中 谈起，甚至广涉世态之炎凉。但是，我觉得，这种打击或伤害的深度仍然是可以考量的。一 是在他的父亲被开除公职的第三年，他就被幸运地推荐到西北大学读书——根据当时的历史 情形，被推荐到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在政审上极为严格，贾平凹能进入大学，至少说明父亲的 命运并没有给他带来致命的影响。二是漫长的乙肝虽然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甚至 有几次让他死里逃生，但从他此后庞大的创作数量来看，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制约。如果将他 与莫言、韩少功、路遥、陈忠实、史铁生等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就生活经历而言，贾平凹并 没有更醒目更尖锐的苦难史。而其他同时代的作家很少频繁地提及自己的悲苦，惟独贾平凹 却一直认为“吾一生是孤独悲苦，吾一生也是清静自在”。(4)那么，“吾一生是孤独悲苦 ”这句话，是他有些夸大其词的自我言说，还是这悲苦中存有另外的“深义”？
我相信还有另外的“深义”。因为同他的“悲苦人生说”一样，不断地被他频繁提及的 ，还有他的作品一直饱受争议，毁誉不休。“从我二十岁开始写东西，一直争议到五十多岁 。”(5)在这些争议中，赞誉他倒说得不多，而一些相关的批评，却被他无数次在相关的文 章或访谈中愤懑而又幽怨地提及。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些批评与他的“悲苦人生说”是 否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有必要将审察的眼光转向他的创作历程。
贾平凹的真正创作从1978年开始。在《废都》出版之前，他的创作一直保持着较为平稳 的态势，曾获得过一次全国短篇小说奖（《满月儿》）、一次全国中篇小说奖（《腊月·正 月》）、一次全国散文奖（《爱的踪迹》）、一次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浮躁》），至于 各种杂志社和省市文学奖，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只有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些中短篇（如《二 月杏》等）受到过当时文坛的争鸣或批评，但辐射面非常有限，且那时被争鸣的作品也非常 多。这样的创作实绩，在当时的文坛上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但也属于凤毛麟角。至少，主流 意识给予了其作品充分的认可；至少，他对此不会有太多的抱怨。
问题可能出在1993年《废都》的遭禁事件。我一直无法理解，贾平凹究竟出于一种怎样 的审美意图，在小说中留下了一些空格代替叙事，并在宣传上将这部小说与《金瓶梅》勾连 在一起，以至于该书出版之后，不久便遭到质疑和禁售。一般而言，被现行体制所明令禁售 的书，如果政策上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是不可能会再版的，贾平凹应该非常清楚这一事 实。但是，十余年来，他每每提及《废都》事件，都充满了感伤和愤懑，甚至还写了一幅“ 默雷止谤，转毁为缘”的条幅挂在书房里自我抚慰。“我自《废都》后已经被烟雾笼罩得无 法让别人走近。”(6)《废都》出版之后，“这十年里我的窘境却只有我受了”。(7)“《废 都》留给我的阴影影响了我整个90年代，现在也没有完全消除。”(8)
贾平凹之所以对《废都》事件耿耿于怀，可能并不在于他企盼此书能够获得再版的机会 ，而是在这一事件过程中，有两个方面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一是有媒体将他由一个干 净的作家演绎成一个流氓作家，认为其中男权主义思想过重，性描写过于泛滥，特别是将小 说中的庄之蝶当成了他的个人自传，“在《废都》以前，我在文坛上属于比较干净的人和纯 洁的作家，突然一夜之间变成了阴暗的人和流氓作家”(9)；二是有些批评超出了文学范畴 ，逐渐向政治上靠近，有些上纲上线的倾向——而这，是贾平凹最为恐惧的事。正是这两个 方面，构成了贾平凹所忧怨的“谤”和“毁”。
现在，重新来审度这一事件的大致过程，我们会发现，事实远没有贾平凹自己所强调的 那么严重。先看政治上的压力。贾平凹所愤怒的“上纲上线”，从他自己所提供的例证来看 ，仅仅是一封没有寄出的检举信，即“陕西一位老作家给中央写信，说诲淫诲盗，反党反社 会主义，他让一些人签名，因没人签名，那信才没寄出”。(10)而客观上的情况，就我们目 前所查证到的，只是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于1994年1月20日下达的《关于收缴〈废都〉一书通 知》。从中共中央宣传部到陕西省内的有关部门，主要是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积极地安排他 到江苏浙江等地深入生活，并没有给他在政治上进行明确而严厉的定性。这一点，从贾平凹 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翟泰丰之间的个人通信中可以看出。 1995年12月12日，贾平凹在给翟泰丰的一封信中曾写到：“上次在京得以接见，留下深刻印 象，您对我的关怀和指导，将终生难以忘怀。后经张锲同志通知，得知您及部里别的领导决 定我去华西村生活一事，更感激您的关怀和鼓励支持之情。……我不会辜负领导的，并在此 真诚地感谢您！”(11)1995年12月21日，翟泰丰在给贾平凹的回信中，有关《废都》的评述 是这样的：“老实说，你的《废都》的确不是成功之作，内中明显模仿《金》作之处甚多， 且又多不成功，特别是性的描写过分了，方块（□）这一‘创造’实不高明。对人物内心描 写，也有败笔。这不足为奇，老君爷还被孙悟空偷去金丹呢，何况人乎？问题是一定要吸取 教训。”(12)尽管我们不清楚翟泰丰接见贾平凹时谈了些什么，但是从贾平凹的信来看，主 要是“关怀和指导”而没有“批评”；而翟泰丰在信中也主要是强调《废都》乃不成功之作 ，且“不足为奇”，不仅没有给他政治上施以压力，而且多有宽慰之语。更重要的是，翟泰 丰此后还不断地给他以鼓励，如1996年2月18日和1996年4月23日，翟泰丰分别致信贾平凹均 以鼓励和肯定为主，“我在你的作品中，往往能看到我国古籍大著之长，特别是明清间作品 之痕迹，看到文学大家之文采，看到希望。”(13)因为有了这些关键人物的关键评价，可以 想像，贾平凹并没有必要因此而负上特别沉重的政治包袱。事实也是如此。1997年4月16日 ，贾平凹在致翟泰丰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心境：
……在我困难的日子里，您在关心着我，帮助着我，古人讲，树有色容鸟亦知，我是知 色容之恩的。但有人以此来为难您，这令我不安，惟一让我不安！这些人实在是不了解我， 但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让时间去作答复吧。
在我向您问候病情的时候，我却说了这些话，实在不妥，但又想，实话说了是中听的， 我以一个年轻的朋友的身份，对您说这些心中实情，您也会高兴的，而高兴对身体是有益无 害的。我不能为您做任何事情，我在此惟一能做的是向您问候，盼您早日康复！现在我在此 为您唱一首“好人一生平安”的歌，让上天听到，让风能传到北京去。(14)
从贾平凹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对翟泰丰的关心和鼓励饱含了感恩之情，也表明了《 废都》出版之后的三四年里，贾平凹所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非常有限的。
再看《废都》在文坛上引起的反响。为了慎重，我特地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 行查阅，得出的大致情况如下：《废都》于1993年6月出版，《当代作家评论》双月刊旋即 在当年的第6期和次年的第1期给予了多篇积极的评价；《小说评论》亦在1994年进行了跟踪 式的积极评述。只有《文艺理论与批评》发表过两三篇批评文章。后来，还有一些完全是学 术化的探讨文章，其主要观点均列于李星和孙见喜所著的《贾平凹评传》中。至于那些小杂 感式的议论，均见诸不是文学界有影响的刊物。更多的议论或批评，可能来自报纸媒体—— 而在那个时期，媒体的新闻资讯已较为发达，所谓新闻炒作，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这些 并没有多少学理的炒作性文章，在一些出版社的商业诱惑中，迅速地以各种面貌结集成册。 一般的读者都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当事人更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这样说，不是想苛责贾平凹过于胆小或心智不够强壮，更不是想说贾平凹对此表现得 过于矫情，而是想通过这个事件的回顾，说明贾平凹在自身的创作历程中虽然经历了一些风 雨，但并没有像他自己所不断强调的那样“从事写作是二十一年，文章总是毁誉不休”。(1 5)事实上，看看莫言、李佩甫、韩少功、王跃文等作家，也都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类似际遇 。我想，这种杯弓蛇影式的反复诉说，或许是作者寻找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因为贾平凹曾 说：“懦弱阻碍了我，懦弱又帮助了我。从小我恨那些能言善辩的人，我不愿和他们来往。 遇到一起，他们愈是夸夸其谈，我愈是沉默不语；他愈是表现，我愈是隐蔽；以此抗争。但 神差鬼使般，我却总是最后胜利了。”(16)就贾平凹的创作来说，他的的确确是个胜利者。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文学是社会核心价值的代言，他的作品就曾多次获奖，为他的社会 地位和社会角色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九十年代之后，文学逐步向市场化迈进，他的作 品又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市场反响，几乎每部小说都发行在十万甚至数十万册以上，一直到最 近的《秦腔》。
所以，无论是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对于贾平凹来说，命运都是不错的。对于这样的命 运，换了一般的人，可能除了得意，便是宽慰。但贾平凹依然如故地反复说“我这一生除了 没杀人没偷人和坐牢，别的事都经历过”(17)，“经历了人所能经受的种种事变（除过坐牢 ），我自信我是一个坚强的男人”，(18)言外之意，他是历经了人世间的太多坎坷，这确实 有点让人费解。更重要的是，贾平凹一生崇尚豁达，退让，隐忍，追求传统的儒道佛之真义 ，向往“青天一鹤见精神”的超然境界，渴望能“战胜自己”，走向“神形于虚”之大境界 ，但他又总是在一些小小的挫折面前显得“懦弱”不堪，诉说不已，面对一些人生的轻波微 澜偏偏超脱不了，甚至说到“我搞创作以来，一直受到争议，一直受到批评。中国作协也不 把我当主流作家来对待。中国作协不停地请人出国旅游，从来没有轮到我”。(19)这种彼此 冲突、相互抵牾的内心情状，在很大程度上负载了他的“悲苦人生说”之内涵，折射了他在 自我超越上极为艰难的精神地质，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在精神境界上的本质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