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困兽

　　他是历史的怪物，他是"上帝之鞭"（God's Scourge），他是残酷破坏的象征，他是一种极端保守主义的陈词滥调。除此之外，他只为专门研究罗马帝国在5世纪的衰亡的人们所知晓。甚至对他们而言，他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个掠夺者，是那些撕扯临终前痛苦不堪的罗马帝国的血肉的、众多野蛮人中最无情的一个。

　　但阿提拉可不只是野蛮那么简单。本书是关于一个有着惊人野心的男人的故事，他驾驭军队的能力是人们前所未见的。带领着他的骑射手匈人（Huns）1军队，有着十余个同盟部落和围城机械部队的支持，他在短时间内成为了欧洲的成吉思汗（Genghis Khan）。从他在今天匈牙利的大本营出发，他建立一个从波罗的海（Baltic）到巴尔干（Balkans），从莱茵河（Rhine）到黑海（Black Sea）的帝国。他沉重打击了罗马帝国，威胁到了它的根基。曾经穿越巴尔干前往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匈人战士们不久之后将会策马来到距离大西洋只有三天骑程的罗马高卢的中心地带卢瓦尔河（Loire）饮马，到了第二年，他们会在一场本可以引向罗马城本身的战争中到波河（Po）里沐浴。君士坦丁堡和罗马没有陷落。但是阿提拉的功业使他的名字不仅作为一个最重要的野蛮人而更是作为一位英雄永载史册，直到今天。

　　本书是我解释阿提拉的崛起，他短暂的荣耀，他的突然灭亡，以及为什么他会成为一位不朽人物的原因的尝试。

　　要建立一个全面的形象需要花很长时间，因为他出现并战斗在几个不同的世界之中，而这几个世界又以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

　　第一个世界是他们从中产生的那个世界，那是一种主宰了亚洲2000年的生活方式。要给这种方式取一个正式的名字，就是游牧民族或草原游牧民的方式；这特别是在他们的军事方面也就是骑射手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从中国到欧洲，欧亚大陆核心地带以外的文化遭受了这些半人半马怪物般的人突然袭击的威胁，这些人能够在骑马全速奔驰的过程中以难以置信的精确性和力量射箭。本书的一部分也是关于在蒙古人于800年后崛起以前他们的这种最具破坏力的战争手段的描述。

　　但是阿提拉的匈人已经不再是草原游牧民，不再是像他们祖先那样的骑射手。当他们为西方所知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了他们自己的成功受害者。大多数蛮族入侵都具有自我限制性，因为当草原游牧民族在迁移之中或者处于战争状态时，他们无法同时创造扩张他们短命的帝国所需要的军事装备，也无法建造必要的行政基础设施和积累管理他们征服的土地的技巧。这在中国发生过，而在欧洲也不例外：对于游牧民来说，征服的结局或者是一种稳定而更加温和的生活，或者是撤退和消失。

　　对匈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像潮水一般从亚洲草原的绿色海洋涌入了匈牙利平原，突然撞击在其他几个由森林和城市组成的世界的基石之上，这些基石包括：罗马、它的东部姐妹君士坦丁堡以及十几个其他的部落，所有这些部落都习惯在盟友与敌人之间骑墙。匈人是新出笼的暴徒，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曾昂首阔步地发展出很大的势力。但是正如在他们之前的许多游牧集团一样，他们也日益面临着一个矛盾：依靠定居和农业人口的生活方式却侵蚀了-事实上也毁灭了-他们曾经的维生手段。

　　阿提拉遇到的困境成为了这部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是一个处于变化过渡期的民族的领袖。他的祖父母曾经是草原游牧民；而他们自己处于模棱两可的位置，部分属于游牧民部分则是定居的。但他们已经无法返回到原先的状态，无法保持他们古老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儿子们面临着一个严酷选择：或者是变成前所未有的军事力量-罗马帝国的伙伴或是它的征服者，或者是面临灭亡。

　　他的问题是要在崩溃中的罗马帝国的世界里为他的匈人们找到一个位置。除非他完全重建他的人民的文化、行为规范，建造城市并加入西方世界，否则他的帝国就无法避免战争的威胁和可能的失败。这就是他的继承者-匈牙利人在500年后所做的。这对于他们来说更容易些，因为到那个时候，欧洲已经稳定了下来；但即使如此，他们仍然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阿提拉不是一个能完成这种转变的领袖。他身上强盗贵族的色彩最终还是更胜于帝国缔造者的色彩。

　　他因此就成为了我们最糟糕的噩梦而被铭记，在民间记忆中只有成吉思汗才能与他相提并论：成吉思汗从没有到达欧洲，尽管他的继承者做到了，而即使是他们也没有比阿提拉的国度走得更加遥远；阿提拉领着他的军队穿越了三分之二个法兰西并进入了意大利。他当然是一名破坏者，但并不仅仅如此。许多时代的许多领袖都是强盗贵族和杀人犯。他们到今天还存在-这儿有个阿明（Amin）2，那儿有个萨达姆（Saddam）。他们的杀人冲动不断威胁到我们文明的约束。在其中任何一个地方，一种对某个被畏惧和被鄙视的"异类"的憎恨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我们脑海中，阿提拉就是这种凶残恨意变成强大力量的典型。他是我们自己的黑暗的一面，是可怕的食人妖魔，是海德先生（Mr Hyde）3，是《贝奥武甫》（Beowulf）4中的格伦德尔（Grendel），他们等待着时机从我们无意识的沼泽中出现并将我们完全毁灭。这是基督教作家表达的偏见，是他们记录了阿提拉对他们的世界的攻击，而这种偏见很容易为以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所接受。

　　幸运的是，人类还有一种平等相对的冲动：即对和平、稳定与和解的渴望。阿提拉同样也有这种欲望，他雇用秘书以交换拉丁语和希腊语信件，他还大量地接受和派出使节。匈人没有外交的传统，但是阿提拉驾驭和平和政治的本领同他的军事才能一样出色。

　　因此，当光明前进时，阴影就消退了，成见也随之而散。事实上，对于匈牙利人来说，他是一名英雄。所有匈牙利人都知道他们的国家是阿帕德（Arpád）建立的，他领着他的马扎尔人于公元896年翻越了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这个事件在所有的匈牙利历史教科书中受到了赞扬。然而，在匈牙利人的灵魂深处，却潜藏着机敏的怀疑：阿帕德只是重新要求得到450年前属于阿提拉的土地而已。这是个奠基性的神话，它在中世纪匈牙利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编年史中被提到。直到最近，匈牙利人的历史还一成不变地重复着一种圣经式的谱系图，根据这张图，阿提拉有四代继承人，他们中的最后一位生下了阿帕德-虽然这样的谱系要求每一位父亲要到100岁的年纪才生下他们的继承人。从内心深处，匈牙利人感觉到阿提拉实际上就是一个匈牙利人，并为此而对他尊崇备至。阿提拉（Attila）这个名字在匈牙利语中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嘴形呈圆形直到几乎变成一个"O"，于是发音变成奥提拉（Ottila），而这是一个普通男孩的名字。这个国家上个世纪最著名的诗人是阿提拉·约瑟夫（Attila Joszef，1905-1937）-或者，更正确地说是约瑟夫·阿提拉，因为匈牙利人将名放在最后。许多城镇都有以阿提拉或约瑟夫·阿提拉命名的街道。对任何来自西欧的人来说，这看起来相当奇怪，这好像是把自己的孩子和街道、广场以希特勒来命名一般。当然，这就是成王败寇的道理了：我们的征服英雄是你们的残酷压迫者，现在也像永远一样。现在，蒙古的国家英雄，经过个性得不到发挥的70年，已经恢复了名誉，蒙古人将他们的孩子命名为成吉思（Genghis）。而在公元1241年经受了蒙古军队残酷摧残的匈牙利人则不这样看待。

　　阿提拉在其他地方都得不到在匈牙利人们对他的尊敬，但是他应该被更加深入地研究。我不能以历史学家对记录下来的证词进行再评估的通常做法来进行研究，因为我们很难找到记录下来的证词。阿米亚诺斯·马塞里努斯（Ammianus Marcelinus），一位来自现在的叙利亚的公元4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他提供了一大段历史背景；约尔达内斯（Jordanes），一名没有受过教育后来成为基督徒的哥特人（Goth），他制造出一大堆零散的亟须编辑整理的材料；普里斯库斯（Priscus），与其说他是个历史学家不如说是一名官僚，他留下了唯一的关于阿提拉在自己宫廷的记录。在这之后，我们只有一些对见证众生之中的上帝之道比客观地记录事件更感兴趣的基督教编年史家。在匈人方面呢？根本没有半点材料。匈人不书写，因此所有的文字材料都来自外来者，而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说匈语，他们中的一些人直接接触过匈人，而且几乎所有人都热心于记录他们的对象最坏的一面。我所能做的最多的就是集合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一位知名运动员的成果来为这些靠不住的材料做补充。即使如此，试图要看清楚阿提拉仍然像是透过蜡烛的昏光来凝视一幅污浊古老的肖像。

　　然而，这值得一试，因为这些闪烁的影像揭示了新的见识和几幕令人感动的戏剧，他们能帮助我们走出神话和老套的说法。没错，阿提拉仍然是压迫和劫掠的原型，而且他拥有与现代的伪阿提拉们共同的特征：他也误入了歧途，他也残酷无情，有时有着迷人魅力但从不可靠，他善于找应声虫按照自己的命令行事，同时也自我欺骗-幸运的是，最后，他也是令自己毁灭的策划者。但是从其他角度看，阿提拉是历史上最有原创精神的人之一。在他之前从没有一种来自游牧骑手世界的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闯入过西方。在他之前从没有一位单独的首领能给西方带来如此之大的威胁，更不用说是一位如此受他的人民景仰并且擅长将他的敌人转变为盟友的领袖了；而在他之后，直到750年后的战略大师和帝国缔造者成吉思汗崛起前，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提并论。

　　最终，他所获得的大大超出了他所能掌控的。他不可能真的接管罗马帝国。在历史学家眼中，这导致了他的失败，这些历史学家倾向于将他视作不过是一个在广大地区之上劫掠的强盗，是反罗马的蛮族的最极端表现。但我们仍然有其他方法可以评估他的历史意义。尽管匈人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但他们的消逝是引起一场社会和政治大爆炸的火药，正是在这场大爆炸中，欧洲的单一民族国家得以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切都发生在缓慢的过程中，历时几个世纪，而且无论有没有匈人，这一过程都会发生。从后罗马时代的混乱中浮现出一个新的世界，除了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你很难找到这个新世界与这场大爆炸的主要原因之间的联系。一个庞然大物消逝了，它的残迹遍布四处；而从此之后，人们找到了象征、解释和戏剧化这场灾难的焦点。阿提拉完全符合这些条件，他同时扮演了几个角色：一种令历史改变的力量；一个横跨大半个欧洲的人物；终极的破坏者；罪孽深重的基督徒们的神圣之鞭-而对一些人来说，他永远是，一位英雄。

　　第一部 威胁

　　1 风暴前夜

　　公元376年，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了君士坦丁堡里皇帝瓦林斯（Valens）的耳中。作为同他兄弟一起共治5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瓦林斯非常清楚边境所遭遇的各种麻烦，可他从没有碰到过像这样的事。在遥远的北方，巴尔干半岛之外，多瑙河（Danube）北岸的沼泽地中，成千上万的难民在那里聚集，这些人宁愿满怀恐惧地逃离他们的田地和村庄，忍受贫穷与饥饿，也不愿意面对那些东西-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呢？他们几乎都不知道。只有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Ammianus）6留下了记录："一个至今为止不为人知的种族从遥远世界的角落里冒出来，像一阵从高山中降下的旋风，将一切挡在他们前进道路中的物体连根拔起、毁灭殆尽。"

　　这是一个恰当的比喻。这些外来者都是些骑射手，他们疾驰着冲进战场，围成圆圈环绕着释放出箭雨，紧接着就突然撤离到安全地带。从未有人见过这样的骑手，他们骑马时就像钉在马背上，如同与马鞍铸在了一起-记述者竭尽所能描画了一种适当的形象-人与马融为了一体，仿佛古代的半人半马怪7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他们突然从亚洲腹地的空旷土地上闯了出来，如同赶牲口一样驱赶着他们前方的居民们。这个"不为人知的民族"要在他们最有才能最强有力的领袖带领下以整体形象出现，还需要若干年，但他们在今天的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大草原上的横冲直撞已经让一个又一个部落纷纷迁移，而其中的最后一支此时正在多瑙河畔提出要求。必须给他们一些什么才行。

　　最令瓦林斯担忧的并不是那些外来者的马蹄声，而是这成群的难民。这些哥特人（Goths）是两个世纪前闯入东欧和南俄罗斯的庞大日耳曼部落（Germanic tribe）中的成员，他们目前已分裂成东部和西部两支。最早的难民是西部的哥特人，他们被称作西哥特人（Visigoths），而与他们相对的是东哥特人（Ostrogoths），瓦林斯不久就会看到他们紧随着他们的远亲而来。

　　年近50岁的瓦林斯有着12年的执政经验，并且知道不少有关这些骄傲、独立的西哥特人的事，他有理由要对他们及其领袖阿塔纳里克（Athanaric）多加提防。他们已经不再四处游荡，而是在今天的罗马尼亚定居下来，把自己从游牧者转变为农民，从劫掠者变成了训练有素的敌人。30年前，他们还被视作帝国的同盟者，还曾经接受贿赂为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提供军队。但他们不会总是待在原地，瓦林斯本人就因在10年前为了把他们围堵在他们自己的故土而进行了一场战争。但事情没有如预料的一般发展，哥特人可以在战场上被击败，但他们却令人坐立不安地躲藏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山区中，而作为游击队，他们不可能被歼灭。经过三年的战争，弯着罗圈腿，挺着将军肚，有一只眼睛弱视的瓦林斯需要一场取得优势的表演来重振他摇摇欲坠的统治，但阿塔纳里克却说他曾经对他父亲立下毒誓，决不踏上罗马的土地半步。因此，瓦林斯不仅没能把他的敌人召来谈条件，而且还必须亲自赶到多瑙河中央的一条船上去重建和平，好像皇帝和野蛮人的首领地位平等一般。经过谈判，他们达成了坚固的篱笆造就好邻居这一共识，多瑙河作为天然屏障，双方都不可突破。

　　然而七年时间造成了多大的改变啊。走投无路的西哥特人准备无视条约的规定，作为一整个寻求避难所的民族-带着坐着马车的家人、孩子、老弱病残-入境而不是作为武士入侵。如果瓦林斯坚持立场，强迫这些难民如阿塔纳里克所愿那样待在原处的话，又会怎样呢？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现在不是阿塔纳里克在统治。关于危险的外来者的流言在受到威胁的西哥特人中已经引发了叛乱，而且，阿塔纳里克已经不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新的领袖，菲列迪根（Fritigern），现在正祈求得到帝国的允许，让他们穿越因雨水而暴涨的多瑙河。他梦想着他的人民会受到欢迎并在肥美的色雷斯（Thrace）山谷过上新的生活。

　　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是要来的，所以瓦林斯权衡利弊之后决定把危机转化为有利因素。菲列迪根能够聪明地把他绝望的人民聚集起来，并将他们限制在罗马边境的右侧，他不会构成威胁。事实上，他不仅保证和平地生活，而且还愿意为帝国军队提供更多的士兵。两位统治者都知道曾经有过一个先例：许多年以前，一群哥特的先人被允许行至多瑙河以南150里处，并定居于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今天的埃迪尔内（Edirne），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是模范市民。瓦林斯的谋士们敦促他不要把他以前的敌人视作难民，而要将他们当做皇帝不堪重负的军队的兵员来看待。瓦林斯同意了，但要求哥特人必须交出他们的武器。官员们为了帮助而不是因为敌对的目的来到北方，随同而来的有运输工具、食物和分配给他们的位于边境省份的土地。

　　就这样，公元376年的春夏之交，贫穷的哥特人艰难地穿越了低洼的北岸，涉过了浅湖和沼泽，拖着装载他们的马车和马匹的木筏，坐在船上或用树干匆忙赶制出来的中空的独木舟中开始渡河。这条河，绕开切断喀尔巴阡山脉和巴尔干山脉的铁门峡谷，在分化成芦苇丛生的三角洲前，宽敞平缓地流淌了400公里。难民们所遇到的问题不是湍急的水流，而是因大雨而泛滥达两三公里的河宽。许多人为河对岸的丘陵景色所吸引，想要游过去，结果却被河水缓缓地带向了下游的冲积平原-他们的葬身之所。

　　有多少人在行动？帝国官员想要以此计算出给他们的食物供给和赐予的土地多少。但这是不可能的，阿米亚努斯引用了维吉尔（Virgil）8的诗说道：

　　"要计算他们的人数简直是空思妄想，

　　如同要细数狂风怒号的利比亚的沙子一样。"

　　或许，他们并没有尽力这么做，因为那些指挥官不是帝国最出色的。根据阿米亚努斯的说法，这些无能、邪恶而又鲁莽的人有计划地从这些手无寸铁的难民身上榨取油水。在一次欺诈行动中他们围捕了许多狗，他们表示愿意将这些狗提供给哥特人做食物，但作为回报，他们必须得到一个哥特人做奴隶：这几乎完全不是鼓励长久友谊的措施。

　　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什么被许诺的土地。一下子来如此众多的人，会令色雷斯的乡村无法承受。他们必须被留在原地。于是，多瑙河南岸变成了一片穿着短袍、浑身湿漉漉的难民的广阔扎营地。而对西哥特人来说，他们就像刚逃离一个油锅却又进入了另一个油锅的蚂蚁。他们暗自盘算着采取直接的行动将他们认为已许给自己的土地拿到手中。而那位无能、邪恶、鲁莽的地方长官，卢皮奇努斯（Lupicinus），则从高卢调来了更多的军队以压制混乱局面。

　　但是已经没时间了。西哥特人来自东部的表亲-成群的东哥特人也为逃离东方不知名的威胁而来到了多瑙河，他们看到这里的孱弱防御，便不等到允许就过了河。这次新的涌入大潮推动了也支援了菲列迪根，他带领他自己的人南行100公里，来到了当地省的首府马西安诺堡（Marcianople，该城的遗址有一半暴露在戴弗尼亚[Devnya]附近，从保加利亚黑海胜地瓦尔纳[Varna]往内地行25公里可至）。在那儿，每一步行动都会导致一场灾难的卢皮奇努斯假称是为了讨论一系列的援助方案，邀请西哥特的首领们参加一场盛宴；而墙外被数千名罗马士兵拒之门外的西哥特民众却因为四起的流言和憎恨情绪而变得越来越愤怒。由于怀疑他们的首领已经被诱降，西哥特人袭击了一支罗马分遣队并缴获了他们的武器。当这次突袭的消息传到宴会餐桌上时，卢皮奇努斯处死了一些菲列迪根的侍从作为报复，并且可能打算把他们全部杀死。但这是自杀性的行动，因为叛乱者现在已经是一支军队了。菲列迪根沉着冷静地指出，现在唯一能够重建和平的方法是让他完好无损、自由地回到他的人民那里。卢皮奇努斯见自己别无选择，只能释放了他的客人-如阿米亚努斯所说，"他立刻策马逃离，去煽动战争的火焰"。

　　穿过下美西亚，也就是今天的保加利亚，愤怒的西哥特人到处纵火劫掠，抢夺了更多的武器。一场对阵战以更多的罗马人死亡和西哥特人抢得更多的武器而告终，而卢皮奇努斯则蜷缩在被攻陷的马西安诺堡的街头。正如阿米亚努斯所回忆的，帝国曾经克服过同样的灾难-但那是在古老的高尚道德与自我牺牲的精神被对奢华筵席和不义之财的渴望削弱之前。

　　瓦林斯还做了另一件十足的蠢事。他因为害怕西哥特人会与东哥特人站在一起，便命令长期定居在阿德里安堡的和平的西哥特人立即离开。控制着越过巴尔干山脉通往君士坦丁堡的要道的阿德里安堡可不是一个可以拿来冒险的城市。他意图要保证这座城市的安全，但却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当西哥特人请求得到两天时间的宽限以打点行李时，地方长官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且还怂恿当地人朝他们投掷石块来驱赶他们。面对这样的情况，西哥特人恼羞成怒，他们杀了一些压迫他们的人，然后离开这个城市，投向了他们哥特人同胞的怀抱。

　　公元377年的秋天，敌对的军队形成了僵持局面，一支哥特人的主力在巴尔干山脉陡峭的峡谷中找寻安全之所，而罗马人则来到了今天背靠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境内黑海沿岸的多布罗加（Dobruja）的干裂草原。哥特人继续抢掠，因为这是这些背井离乡而又拖家带口的难民们唯一的生存之道。他们冲破了罗马人的封锁朝南方一路劫掠来到了今天的土耳其。阿米亚努斯描绘一个混乱的场景预言了未来巴尔干的惨状：婴儿在他们母亲的怀里被屠杀，女人们被强暴，"男人们被奴役，只能为自己经历如此之多的不幸而恸哭，为他们被焚为灰烬的家园淌下热泪"。

　　然而关于援军的前景又如何呢？不妙。尽管帝国可能有50万士兵，但其中有一半都是紧紧盯着容易惹麻烦的野蛮人的边境驻防军，而只有一半人是机动野战军。此外，其中的不少部队都是非罗马人的雇佣军，任何一个调动命令都会引起他们开小差逃跑。只有在高卢边境由瓦林斯的年轻侄子格拉提安（Gratian）统领的军队能够被调用。格拉提安虽然年仅18岁，却已经做了两年的共治者和西部帝国的皇帝，他作为领袖而声誉日隆。但他能为维持莱茵河与多瑙河沿线的和平所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把军队从高卢调往巴尔干的计划使边境出现了漏洞，从而激起的日耳曼人一波又一波的攻势，将格拉提安的注意力吸引了整整一个冬天。他直到公元378年才开始增援他的叔叔。

　　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去询问一个罗马人或希腊人什么是最危急的事，你会被告知那是野蛮人和文明人的两个世界面对面的对立。事实上，在西欧、中欧和南欧，与我们打交道的有许多个世界。其中包括：罗马、高卢和君士坦丁堡的帝国；互相争斗着同时也与帝国作战的蛮族部落；以及未开化的覆盖着茂密森林的东北边疆。

　　对于罗马公民们来说，罗马的领土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的根基，他们的骄傲，他们的生命。从共和国到后来成为帝国，罗马已经延续了700年之久。我们从考古学研究中得知，罗马人的历史甚至还要悠久，他们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中的起源；对他们来说公元377年是AUC纪年的1130年，AUC是拉丁文ab urbe condita的缩写，意即"从这个城市的根基开始"。而罗马的文化根基则更加深远，因为它是古希腊的继承者。因此，这是罗马清楚无疑的宿命：它将作为文明与出色管理的基石来统治地中海沿岸，它将南下尼罗河（Nile），北越阿尔卑斯山（Alps）到达高卢、莱茵河、北海（North Sea）并且还抵达了远离欧洲大陆的北部岛屿-在那儿，哈德良（Hadrian）9于公元127年完成了他抵御高地蛮族的城墙。公元3世纪，它甚至短期内越过了多瑙河进入了今天的罗马尼亚，当时有一段时间它的真正边界可以被认作是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

　　但是因为非罗马民族和地理上的因素，扩张必然有它的限度。东北方有巨大的森林屏障。"森林"，要体会这个词所引起的恐惧，我们必须要有跳回到多瑙河以北的欧洲大部分仍然是未开化时代的想象力。当时，那里是一片广阔、黑暗、杳无人迹的森林。对于森林以外的人们来说，这就是危险的象征，是邪恶的精灵们阴森、黑暗、令人生畏的居所。对于罗马人来说，伊特鲁里亚（Etruria）的奇米尼森林（Ciminian forest）已经够糟的了；但这些阿尔卑斯山北面的森林才是野蛮真正的本质。公元98年，塔西陀（Tacitus）10在他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中描绘了一幅这种景象的图画：他说在莱茵河之外，土地是"informis"，这个词包含的意思有不成形状，惨不忍睹，十分凄凉的。海西森林（Hercynian forest），是古希腊人对波希米亚（Bohemia）也就是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境内的森林的称呼，那儿曾经是被一片从莱茵河绵延到易北河（Elbe）的广阔森林所覆盖的地区。普林尼（Pliny）11声称这座森林里的巨大橡树自世界肇始起就从没有被砍伐过。人们传说要从其中南北向穿越需要9天时间，而要穿越东西向的500公里路程则需要60天时间-这还不止，按照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12的说法，"任何一个日耳曼人都会吹嘘自己曾经听说过的森林尽头。"这儿有着为其他地方的人所不知晓的野兽，其中有一些是相当危险的-它们包括长着像树枝一样的角的麋鹿、棕熊、狼和欧洲野牛。罗马和希腊追溯阿卡迪亚树林（Arcadian groves）的传说时，会回想起那个甚至连希腊也曾经是一片森林的时代；但那与这种对人们毫无吸引力且不可穿越的森林毫无相似之处。

　　在罗马人看来，在这片荒蛮之地中的居民本身就代表着狂野，他们是最初的神明图伊斯托（Tuisto）的后代，这个图伊斯托如同树木一般从泥土中生长出来。他们穿着由荆棘刺缝合的斗篷，以野生鸟兽、水果和奶制品为食。据说在这片广大的区域里，没有一座城镇。被羊肠小道连接起来的村落都是由一些简陋的木屋组成的。当然，事情并非完全那么糟。塔西陀急于指出，与这些森林居民的顽强和淳朴相反，罗马已经变得软弱和腐败。文明的人们最好避开他们，那些胆敢冒险深入探究的人就有可能遭到悲惨的命运。公元9年，普布里乌斯·昆提里乌斯·瓦卢斯（Publius Quintillius Varus）带领了2.5万人进入了位于日耳曼北方介于莱茵河与威悉河（Weser）之间的条陶堡森林（Teutoburg forest），在那里，他们中了埋伏，遭到了突然从沼泽与树丛中蜂拥而出的切鲁斯坎（Cheruscan）长矛手的屠戮。瓦卢斯亲眼目睹了这场灾难，最后饮剑自刎了。

　　当然，300年的时间让事情发生了变化，塔西陀时代的部族武士们，那些以一种血气方刚、金发、痛饮啤酒的巨人为代表的形象很久以前就已经消失或者被融合进了更大的群体之中-这些群体有撒克逊人（Saxons）、法兰克人（Franks）和阿勒曼尼人（Alemanni）。在他们身上，未来的国家才得以建立。森林中点缀着几十个部落的耕田与空地；但与今天相比，它们中的大部分仍然还未被开发。这里是魔法和力量的原始世界，生与死的源头，捕食者与被捕者的居所；在这儿，巫婆们找到了迷路的孩子，精灵们则栖居在树上。我们可以在19世纪的《格林兄弟》（Grimm brothers）收集的《小红帽》（Little Red Riding Hood）、《汉塞尔与格蕾特》（Hansel and Gretel）以及其他童话中，包括更晚近时候的托尔金（Tolkien）的《指环王》（Lord of the Rings）中的"幽暗密林"（Mirkwood）里看到它的身影。

　　如果说森林决定了罗马帝国最靠外的边界，那从多瑙河的撤退则标志着帝国崩溃的开始。到了公元4世纪晚期，罗马帝国已经失去了再夺回跨多瑙河的达西亚（trans－Danubian Dacia）和征服日耳曼森林的打算。不久之后，不列颠也将要被放弃，哈德良长城将只能作为伟大过去的一个空洞纪念物而留存下来。曾几何时，这一切都在罗马的皇帝和元老院统治之下。现在的元老院只剩下一个空壳，真正的权力已经为军队所掌握，而皇帝最多只能在他的指挥部或在特里维斯（Treves）、米兰（Milan）和拉文纳（Ravenna）的驻跸地里行使权力。

　　这个庞大躯体的真正症结是分裂问题的出现。当君士坦丁（Constantine）13于公元330年建立了"新罗马"时，它正好位于他的新宗教也就是基督教的核心地带，而且是统一的象征。事实上，从那时起，说拉丁语的西部帝国已经开始和它的说希腊语（虽然通常两者都用）的东部一翼分离。罗马的衰落正是君士坦丁崛起的反映。

　　当君士坦丁决定要把一座建在黑海沿岸的多岩石半岛上的又小又古老的城镇发展为他的新罗马时，他做了很好的选择。虽然不用全知全能也能看出这个半岛提供了一个能比罗马更好地保证战乱不断的东部边境的安全基础，但据说是上帝指引了他这么做。这个古老的拜占提姆（Byzantium）小镇占据了这个多岩石地角的尖端位置。君士坦丁在一堵长达两公里的城墙后面圈出了五倍于它的地，为他的新首都建了一座凯旋门、第一座基督教大教堂和一座大理石铺就的广场，这座广场上从埃及运来的30米高的斑岩石柱上伫立着一尊有着君士坦丁自己容貌的阿波罗像。为了游行和比赛而建的竞技场由一座螺旋楼梯连接到了接待厅、办公厅、生活区、浴场和皇宫的兵营。一个世纪之内，在这座城市中出现了一座学校，两个马戏团，两座剧院，8座公共浴池和153个私人浴池，52座柱廊，5座谷仓，8架引水管道和蓄水池，4座元老和法官的会议厅，14座教堂，14座宫殿，加上4388间普通民众的房子。在当时，这一切都被四周高大的城墙揽入怀中，即使靠海的一面也是如此，唯一的例外只有那被一条巨大的铁链所保护着的金角湾（Golden Horn，它只在1203年被第四次十字军突破过一次，这些十字军在装满石头的船的船头固定了一把巨大的剪刀，然后驶向那铁链并将其剪断）。

　　这座城市的美丽以及它的建设速度为君士坦丁的首都创造了辉煌。但是在一代人之内，它便落入了它的建立者所期望的相反的境地：不是统一，而是分裂，这种倾向为皇帝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所确定。这位皇帝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性-他是摔跤冠军，也是伟大的士兵，他精力充沛，为保卫国家尽职尽责。他认为对帝国最有利的是一种两个亚帝国的组织形式，而其中的每一个都能照顾好自己的防御。公元364年，他使他的兄弟瓦林斯（Valens）成为了第一任东部皇帝，而他自己，瓦伦提尼安，则保留了西部的帝国。如果对统一的威胁是可以控制的，这种方法可能会奏效。但它们却不能被控制住。尽管整个帝国仍然因为历史和家族的缘故在名义上联合在一起，但它的确已经开始了分裂：两座首都，两个世界，两种语言和两种宗教信条（它们都在为自己的信条与异教和异端进行斗争）。

　　这不是能抵御内忧外患的坚固基础。东部盘踞着强大的敌对帝国-波斯；在非洲有摩尔人(Moor)的叛乱；横贯北部欧洲和亚细亚内陆边境的是既不说希腊语也不说拉丁语的野蛮人的地盘。伴随着蛮族在莱茵河、多瑙河沿线连续不断地侵入，"罗马"，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有时会包括君士坦丁堡，有时却不包括。它为了保护自身而试图采取从直接的军事交锋到谈判议和、贿赂、联姻、贸易往来和受控制的入境移民等种种策略。这最后一种办法成了唯一可能避免遭受攻击的方法，但它同时也无情地带来了更进一步的衰亡。野蛮人是优秀的战士，雇用他们作战是个好主意，但同时也为双方都带来了混乱的结果。敌人变成了盟友，而这些人连自己的亲戚到最后都要兵刃相见。和平的到来总是以继续的崩溃为代价：军队因为野蛮人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强大，但为了支付他们的兵饷，税赋也不断水涨船高；对政府的信任降低了，而腐败则更加泛滥。到了公元4世纪晚期，帝国的边境如同一个脆弱的免疫系统，蛮族可以借此以直接攻击或者暂时的合作关系的方式蔓延开来。而作为政治权威的最终决断者和边疆的守卫者，军队就像是这个衰老躯体的血小板那样，总是冲上去凝结新的伤口，但从来都是数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