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一带，历来是中国的多灾多难之地。1942年和1943年，河南境内爆发了一场遍及全省的大饥荒。但是，这场饥荒并不广为人知，刘震云曾以此为背景写过一部中篇《温故一九四二》，但影响似乎也仅限于圈内。随着当事人的逐渐离开人世，提到这场灾难的人将会越来越少，以致被遗忘。我们这个民族，记性不强，忘性不小，过滤器中留下的总是荣耀和辉煌，而那些被悄悄吹走的事件，却带着成千上万个无辜的生命化为灰烬，了无痕迹，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因此，趁着那惨痛的场面离我们还不算太远，重温一下，多多少少总会有些益处。
1942年，河南大旱，庄稼几乎全部枯死，接着又爆发了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把残存下来的庄稼吃个干净。而此时，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正在河南展开激烈的拉锯战，军粮消耗巨大，必须先保证军粮供应。这下，可苦了老百姓。到底苦到什么程度？最好有细节来佐证。有细节，旁观者才会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印数只有四千册的《1942：河南大饥荒》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难得的细节。
这本书中，收录了当时报刊上的报道和一些亲历者的回忆。作为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民营报纸，《大公报》对这一灾难的报道影响最大。战地记者张高峰从洛阳南行，经过密县、登封、临汝等县，随处可见骨瘦如柴的乞丐。灾民们扶老携幼，推着独轮车在逃荒。他在《豫灾实录》一文中写道：“他们伸出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老爷，五天没有吃东西啦！’他们的体力跟不上吃饱了的人，一个个的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叶县一带的灾民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一位老农说：“我做梦也没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南阳的地方报纸《前进报》的报道则最为详尽。这家报纸的特派记者流萤走遍河南灾区，以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披露了灾难的人民是如何苦度时光的。树叶、草根统统被吃光了，连蒺藜都成了好东西。蒺藜面馍，是用蒺藜的秧子和蒺藜籽一道晒干捣碎磨成的蒸的。记者尝了一口，简直无法下咽。他在河滩上看到黑压压的人群，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有人告诉他，那些女人和孩子在拾雁粪。“什么，雁粪中吃么？”“中，有什么不中？还有人吃观音土呢！他们拾了雁粪，回去用水淘淘，里面还能淘出没有消化完的草籽。”
在巩县的一个湖边，垂杨柳早被人攀光了新枝。很多人拿着长竹竿打捞鱼腥草（笮草），这竟是大宗的“出口”货物，汜水县、荥阳县、广武县的人，黎明前动身赶来，用一元钱二斤的代价往家中搬运。
记者回到家中，人们把他当成在城里做事的人，都纷纷来向他求救：“随后又进来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婆，我一看，是村头的来旺婶，她一进门，便哭得涕泪交流。她说她八九天没有吃粮食了。今天早上因为饿得实在难耐，想起儿媳卖走以后，还留有一个破枕头，里面装的是秕谷糠，便把枕头拆开，弄了点‘谷脑’磨了磨，吃了以后，立刻又泻又吐……说完，还是哭泣。”
在疯狂的饥饿状态下，让人不可思议的事四处可见。“有一天夜里，西风吹得非常凶。有人起来解手，看到大门外的大榆树梢头，挂着一团黑色的影子，在树梢上随着狂风摇摆。主人厉声恫吓，才知道树上是一个小孩，他姓田，爹爹逃荒到外省去了，妈妈病在床上，他没有办法，半夜冒着大风爬上几丈高的大树来偷一把树叶。他才十一岁，瘦得皮包骨头，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爬上这样高的大树的。
一个老头将家里的二亩地卖了，钱吃了一大半，还剩六十元。他想，六十元用尽后，也仍难逃一死，死后连人掩埋也没有，与其到那时候狼拉狗嚼，还不如现在早死。结果他情愿出六十元钱，请人把他活埋了，而也竟有些人，因为饿，便贪图这几个钱，当真地把这老头活埋了。记者写道：“这事如果不是说得有名有姓，我真不相信人间会有这么的惨剧发生。”
此时，河南当地人心惶惶，各界选派代表到陪都重庆陈述情况，呼吁救济。但当权者不仅拒绝接见他们，而且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宣传灾情。河南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奔走呼号，也被当作小题大做。而在灾区，人们已经开始易子而食，甚至吃掉自己的亲生骨肉。有一个老太太，住在东陈庄，她的丈夫叫马水道，“他们因为饿得太很，把亲生女儿杀死煮吃了，老头吃了女儿虽然换得一饱，但最后还是饿死。老太太临被捕的时候，身上还搜出人肉一包。”
在饥荒面前，人类只剩下动物性本能。父母扔掉自己的孩子，一块面饼就能换一个黄花大姑娘。谁也不敢拿着粮食在大街上走，“夺馍”的骚乱时常发生着。“一个黄瘦的中年人，追赶着一个头发雪白的老人，赶上以后，那老人便像风里的芦苇似的被按到地上，那瘦子边打，嘴里还边骂着：‘我一条布衫换了一个饼……’那老头是什么也不说，只死命地握着他手里的一块硬饼。这时，一阵风似的从四周跑过来十几个人，也有大人也有小孩，一齐加入了这个斗争的旋涡。但他们既不是帮助那老头，也不是帮助那瘦子，几十双手几百条指头都攒集在老人手的那块硬饼上。几秒钟后，那块硬饼成了碎末，被大人小孩们连尘埃一道吞进口里，瘦子光着脊梁丧气而去，老头昏迷不醒地躺在地上，鼻孔里流着血。”
“……在十字路口，一个老头伏地痛哭，肩上搭着一个空的口袋。原来他卖了锄头镰刀，换了一升米，正预备回去，救一救病中的孙孙，不料走到这里，被一个乞丐从后面抽开系口袋的绳，米撒了一地，于是四周的小孩一窝蜂围上来，等警察赶来的时候，他的米早被那些孩子连土生吃掉了。”
当我挑选着书中的有关段落，在键盘敲打出来的时候，我已忍不住眼泪汪汪。我想，读者们如果有机会，请买这本书回来读一读，或者把我挑选出来的这些文字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重新敲打一遍，体会一下文字后面那悲惨无比的场景！体会一下我此时沉重的心境。
是的，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灾难也许不会这样巨大，日本侵略军的罪过有目共睹。可是，国民政府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吗？就连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也下了这样的断语：“从另一点上说，人也是有罪过的，无论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或者没有采取措施。在这里我要说，我的真正激愤在于，中国政府到底是干什么的？或者说在这种完全无政府状态下竟然还要把自己强装成一个政府。虽然这是天降之灾，但光绪年间的1893年大旱要严重得多了，却由于政府采取有效行动而避免了人民被饿死。而这次的灾难却可以说是认为的。”
的确，虽然救济不力，高官们对披露真相的人却采取了很及时很严厉的措施。《大公报》停刊三天，记者张高峰遭受牢狱之灾。白修德原先本是将介石的座上宾，但此后不断遭到警告和跟踪，并且再也没有机会和蒋介石见面。
说所有的饥荒都是人祸。并不为过，与地震、火山喷发等突发性灾难不同，对于饥荒，人们是有时间有力量来准备抗击的。但是，若民意被压制，苦难被任意缩小和掩盖，官僚们趁机囤积居奇，倒买倒卖，甚至搜刮克扣救命之粮，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使不致蔓延的灾难被无限扩大，直至成为饥荒。人无能，天也没办法，人若无耻，老天只能跟着流泪。悲剧一次次重演，症结归根结底还在人自己身上。不要以为进入了电子时代，饥荒就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不是的，威胁并不遥远，历史脆弱得很，只要不注意防备人祸，饥荒难免不期而至。
看过一张老照片。文革期间，有位老农和下乡青年们一起吃“忆苦思甜”饭时说，我们那时，别说窝头啊，连树皮都没得吃。讲着讲着，不由得声泪俱下。后来他跟别人说：“其实我是想起了‘三年自然灾害’。”
我抄录下一段让人辛酸的文字，作为本文的结尾，让我们在这回味悠长的细节中时时警醒。“在虎牢关的坡下，我逢到一个小孩子，看样子大约有一岁多，穿着破旧的红棉袄绿棉裤，头上戴着一顶狗皮帽子，刚刚学会走路，走起来还左摇右晃，哭几声，又慢慢地向西走去。”大路上满是烟尘，有个妇女求记者带上这个被遗弃的
孩子。记者自然无法带走他，“想给他几个钱，但这个才在人世上生活了一年多的孩子，还不会知道钱的用处，四野荒漠，卖什么东西的都没有。……我痴呆了很久，望着那高不盈尺的影子渐离渐远，心里涌出难以言喻的苦痛，他也许会失足跌落在沟里，也许会被那些已经变成野兽的人吃掉……谁知道呢？”
（《1942：河南大饥荒》，宋致新编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1942年，河南大旱，庄稼几乎全部枯死，接着又爆发了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把残存下来的庄稼吃个干净。而此时，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正在河南展开激烈的拉锯战，军粮消耗巨大，必须先保证军粮供应。这下，可苦了老百姓。到底苦到什么程度？最好有细节来佐证。有细节，旁观者才会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印数只有四千册的《1942：河南大饥荒》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难得的细节。
这本书中，收录了当时报刊上的报道和一些亲历者的回忆。作为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民营报纸，《大公报》对这一灾难的报道影响最大。战地记者张高峰从洛阳南行，经过密县、登封、临汝等县，随处可见骨瘦如柴的乞丐。灾民们扶老携幼，推着独轮车在逃荒。他在《豫灾实录》一文中写道：“他们伸出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老爷，五天没有吃东西啦！’他们的体力跟不上吃饱了的人，一个个的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叶县一带的灾民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一位老农说：“我做梦也没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南阳的地方报纸《前进报》的报道则最为详尽。这家报纸的特派记者流萤走遍河南灾区，以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披露了灾难的人民是如何苦度时光的。树叶、草根统统被吃光了，连蒺藜都成了好东西。蒺藜面馍，是用蒺藜的秧子和蒺藜籽一道晒干捣碎磨成的蒸的。记者尝了一口，简直无法下咽。他在河滩上看到黑压压的人群，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有人告诉他，那些女人和孩子在拾雁粪。“什么，雁粪中吃么？”“中，有什么不中？还有人吃观音土呢！他们拾了雁粪，回去用水淘淘，里面还能淘出没有消化完的草籽。”
在巩县的一个湖边，垂杨柳早被人攀光了新枝。很多人拿着长竹竿打捞鱼腥草（笮草），这竟是大宗的“出口”货物，汜水县、荥阳县、广武县的人，黎明前动身赶来，用一元钱二斤的代价往家中搬运。
记者回到家中，人们把他当成在城里做事的人，都纷纷来向他求救：“随后又进来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婆，我一看，是村头的来旺婶，她一进门，便哭得涕泪交流。她说她八九天没有吃粮食了。今天早上因为饿得实在难耐，想起儿媳卖走以后，还留有一个破枕头，里面装的是秕谷糠，便把枕头拆开，弄了点‘谷脑’磨了磨，吃了以后，立刻又泻又吐……说完，还是哭泣。”
在疯狂的饥饿状态下，让人不可思议的事四处可见。“有一天夜里，西风吹得非常凶。有人起来解手，看到大门外的大榆树梢头，挂着一团黑色的影子，在树梢上随着狂风摇摆。主人厉声恫吓，才知道树上是一个小孩，他姓田，爹爹逃荒到外省去了，妈妈病在床上，他没有办法，半夜冒着大风爬上几丈高的大树来偷一把树叶。他才十一岁，瘦得皮包骨头，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爬上这样高的大树的。
一个老头将家里的二亩地卖了，钱吃了一大半，还剩六十元。他想，六十元用尽后，也仍难逃一死，死后连人掩埋也没有，与其到那时候狼拉狗嚼，还不如现在早死。结果他情愿出六十元钱，请人把他活埋了，而也竟有些人，因为饿，便贪图这几个钱，当真地把这老头活埋了。记者写道：“这事如果不是说得有名有姓，我真不相信人间会有这么的惨剧发生。”
此时，河南当地人心惶惶，各界选派代表到陪都重庆陈述情况，呼吁救济。但当权者不仅拒绝接见他们，而且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宣传灾情。河南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奔走呼号，也被当作小题大做。而在灾区，人们已经开始易子而食，甚至吃掉自己的亲生骨肉。有一个老太太，住在东陈庄，她的丈夫叫马水道，“他们因为饿得太很，把亲生女儿杀死煮吃了，老头吃了女儿虽然换得一饱，但最后还是饿死。老太太临被捕的时候，身上还搜出人肉一包。”
在饥荒面前，人类只剩下动物性本能。父母扔掉自己的孩子，一块面饼就能换一个黄花大姑娘。谁也不敢拿着粮食在大街上走，“夺馍”的骚乱时常发生着。“一个黄瘦的中年人，追赶着一个头发雪白的老人，赶上以后，那老人便像风里的芦苇似的被按到地上，那瘦子边打，嘴里还边骂着：‘我一条布衫换了一个饼……’那老头是什么也不说，只死命地握着他手里的一块硬饼。这时，一阵风似的从四周跑过来十几个人，也有大人也有小孩，一齐加入了这个斗争的旋涡。但他们既不是帮助那老头，也不是帮助那瘦子，几十双手几百条指头都攒集在老人手的那块硬饼上。几秒钟后，那块硬饼成了碎末，被大人小孩们连尘埃一道吞进口里，瘦子光着脊梁丧气而去，老头昏迷不醒地躺在地上，鼻孔里流着血。”
“……在十字路口，一个老头伏地痛哭，肩上搭着一个空的口袋。原来他卖了锄头镰刀，换了一升米，正预备回去，救一救病中的孙孙，不料走到这里，被一个乞丐从后面抽开系口袋的绳，米撒了一地，于是四周的小孩一窝蜂围上来，等警察赶来的时候，他的米早被那些孩子连土生吃掉了。”
当我挑选着书中的有关段落，在键盘敲打出来的时候，我已忍不住眼泪汪汪。我想，读者们如果有机会，请买这本书回来读一读，或者把我挑选出来的这些文字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重新敲打一遍，体会一下文字后面那悲惨无比的场景！体会一下我此时沉重的心境。
是的，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灾难也许不会这样巨大，日本侵略军的罪过有目共睹。可是，国民政府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吗？就连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也下了这样的断语：“从另一点上说，人也是有罪过的，无论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或者没有采取措施。在这里我要说，我的真正激愤在于，中国政府到底是干什么的？或者说在这种完全无政府状态下竟然还要把自己强装成一个政府。虽然这是天降之灾，但光绪年间的1893年大旱要严重得多了，却由于政府采取有效行动而避免了人民被饿死。而这次的灾难却可以说是认为的。”
的确，虽然救济不力，高官们对披露真相的人却采取了很及时很严厉的措施。《大公报》停刊三天，记者张高峰遭受牢狱之灾。白修德原先本是将介石的座上宾，但此后不断遭到警告和跟踪，并且再也没有机会和蒋介石见面。
说所有的饥荒都是人祸。并不为过，与地震、火山喷发等突发性灾难不同，对于饥荒，人们是有时间有力量来准备抗击的。但是，若民意被压制，苦难被任意缩小和掩盖，官僚们趁机囤积居奇，倒买倒卖，甚至搜刮克扣救命之粮，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使不致蔓延的灾难被无限扩大，直至成为饥荒。人无能，天也没办法，人若无耻，老天只能跟着流泪。悲剧一次次重演，症结归根结底还在人自己身上。不要以为进入了电子时代，饥荒就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不是的，威胁并不遥远，历史脆弱得很，只要不注意防备人祸，饥荒难免不期而至。
看过一张老照片。文革期间，有位老农和下乡青年们一起吃“忆苦思甜”饭时说，我们那时，别说窝头啊，连树皮都没得吃。讲着讲着，不由得声泪俱下。后来他跟别人说：“其实我是想起了‘三年自然灾害’。”
我抄录下一段让人辛酸的文字，作为本文的结尾，让我们在这回味悠长的细节中时时警醒。“在虎牢关的坡下，我逢到一个小孩子，看样子大约有一岁多，穿着破旧的红棉袄绿棉裤，头上戴着一顶狗皮帽子，刚刚学会走路，走起来还左摇右晃，哭几声，又慢慢地向西走去。”大路上满是烟尘，有个妇女求记者带上这个被遗弃的
孩子。记者自然无法带走他，“想给他几个钱，但这个才在人世上生活了一年多的孩子，还不会知道钱的用处，四野荒漠，卖什么东西的都没有。……我痴呆了很久，望着那高不盈尺的影子渐离渐远，心里涌出难以言喻的苦痛，他也许会失足跌落在沟里，也许会被那些已经变成野兽的人吃掉……谁知道呢？”
（《1942：河南大饥荒》，宋致新编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本贴被加为精华- 评论[支持者: 0 人 ，反对者: 0 人，中立者: 0 人] 查看评论信息
拒绝江湖，拒绝的拒绝，江湖的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