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柏克的《法国革命论》——两百年后的再思考

评柏克的《法国革命论》——两百年后的再思考

一

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年）是18世纪下半叶英国最享盛名的政治理论家，《法国革命论》则是他最享盛名的一部作品。这本书写成于法国大革命爆发之次岁，它和大革命前两年英国作家扬（Althur Young）所写的《法国旅行记》同为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当时英国两部最重要的第一手历史文献。
　　柏克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英国国教徒，母亲是天主教徒；他本人也是英国国教徒，但自幼受的是贵格会（Quakers）的教育。这种宗教信仰的背景或许有助于解说为什么他毕生要主张宗教宽容。他先在都柏林就读于三一学院，21岁时去英格兰学法律，后又改学政治和文学。1756年他写成《自然社会的论证》一书，书中讥讽了流行一时的波令布鲁克（Bolingbroke）的理论，而且还冒名是波令布鲁克本人的作品。波令布鲁克曾认为文明社会的出现必然要伴随着贫困和苦难，并且还认为基督教可以归结为当时流行的自然神教（Deism)。柏克则辩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切政治社会就都会成为一片混乱和无秩序了。次年（1757年）他写成了一部美学著作《对崇高观念和优美观念之起源的哲学研究》；此书不但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而且在美学史上也已成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它标志着18世纪早期古典形式主义的审美理论朝向浪漫主义思潮的过渡。古典主义认为美的本质在于它的合规则性和明确性。此书则相反地提出了，最伟大和最崇高的事物都是无穷的和无限的，所以不可能是有规则的和明确的；最能激发人们想像的，并非是我们可以明白加以表述的东西；激发了我们的敬畏之情的，乃是我们对于事物的无知。正是我们的惊畏才构成了祟高感的内容，这一论点在尔后的美学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1759年，他开始主编《年鉴》(Annual Register）杂志，名噪一时。同年他担任国会议员哈密尔顿（W.G.Hamilton)的秘书，1761年参与主管爱尔兰事务；他在返回爱尔兰时目睹了爱尔兰的种种腐败，因之极力主张改革。1765年他担任辉格党领袖罗金汉（Rockingham）公爵的私人秘书，不久任国会议员，政治思想也趋于成熟。1769年《对国家当前状况的考察》和1770年《论当前不满的原因》，都是针对当时英国的现实政治而发的。柏克为人博学善辩，坚持光荣革命的原则和宗教热诚，主张清明政治，反对政治压迫（最有名的是他反对英国对北美殖民地政策的演说），从而使得他在下院声誉鹊起。直迄1790年为止，他始终是辉格党主要的政策发言人。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颇有似于20世纪初俄国的十月革命，几乎迫使得当时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站在它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第二年柏克晚年的压卷大作《法国革命论》随即问世，书中以充满了激情而又酣畅淋漓的文笔，猛烈地攻击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他甚至于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人类罪恶的渊薮，是骄傲、野心、贪婪和阴谋诡计之集大成的表现。这种态度和他的友人们的以及和他的辉格党的态度都大有不同，甚至于使得他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决裂。但也正是由于这部书，使得他成为了西方思想界反对法国革命的保守派首席代表人物。他的声名为后世所知，主要地也是由于他写了这样一部书。当然，毫无疑问，人世间总是会有着各种各样的丑恶现象的；不过在一个安居乐业、秩序井然的太平盛世，这些丑恶现象一般地不至于大量涌现，可以看作只是不正常的状态；但是一到剧烈动荡的时代，一切丑恶就不免有机会大量冒出头来。这原是十分自然的事，是完全不足为异的。大抵上，凡是处在这样的时代，守旧者就一般地诉之于传统的美德来反对激烈的变革。柏克的思想，基本上可以归入这一范畴。但是具体到18世纪末叶法国大革命对于英、法两国思想的冲击，则除此而外，它还另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和意义。

二

当时英国两党中的辉格党比较强调自由，而托利党则比较强调秩序。柏克的立场勿宁说是要在思想上综合这两个方面，他认为秩序乃是自由的条件。有秩序，才可能有自由；没有秩序就谈不到自由，而只能是一片强暴和混乱。秩序有助于自由，自由则有赖于秩序。自然界是上帝的安排，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社会秩序也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服从社会秩序也就是服从自然秩序，也就是服从上帝的秩序或天意。这种服从就构成为道德的真正基础，所以也可以说，社会的基础乃是宗教信仰，国家在历史上和地理上乃是一个民族的载体，它体现了人的社会功能，并且它是世代沿袭的。这样就形成为一种值得人们尊敬的传统，其中包含了人类世世代代智慧的结晶。这种传统也就是人们所谓的文明。所以人们对于传统只能是满怀敬意地加以珍惜、小心翼翼地加以维护，而决不可动辄轻举妄动地加以否定，乃至砸烂，现实生活中的丑恶是必不可免的，唯一的补救之道就只能是求之于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考验的传统智慧。传统作为人类悠久的智慧结晶，是不应该彻底砸烂的，而且也是不可能彻底砸烂的。相反地，它是人类最可宝贵的财富，是人类健全的进步和发展的唯一保证。但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则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它把一切美好的传统都摧毁了；它以蛊惑人心的口号摧残了人的权利和法制的秩序，使得各种不同的利益再也无法互相调和并且各得其所。柏克的基本立论大体如此，而且它是在他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活动之中形成的。

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从根本上冲击了并且动摇了社会秩序和自由的基础，以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人类文明的瑰宝。他预言这种毁灭性的破坏终将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强权的出现，唯有它才能够维持社会免于全面的混乱和崩溃。而且这种专制主义还必然会漫延到法国境外的整个欧洲。不久之后，拿破仑的登上舞台及其所建立的欧洲政治霸权，似乎是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这是历史学史上最罕见的准确预言之一。另外，他观察历史的那种广阔的世界眼光，也为当时一般视野狭隘的历史学家所望尘莫及。他抨击了当时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和对爱尔兰的高压政策，他抨击了英国驻印度总督哈斯丁（Warren Hastings）和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残暴的掠夺；并且论断说这些不但给北美、爱尔兰和印度造成了灾难，同时也反过来腐蚀了英国本身的政治。这种态度，似乎使我们不宜简单地把一项“顽固”或“反动”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他之反对法国大革命，虽然夹杂有不少感情用事的成分在内（其实那有一部分是属于18世纪末浪漫主义思潮的波澜），但仍然有其坚强的理论和理想上的依据。他并不反对一切革命，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他对英国革命（光荣革命）的拥护态度和赞美，就不难看出。因为他的理论不是从某一种哲学体系的观念出发的，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故而他反对的并不是革命一般，而只是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暴力。

现实世界有它的种种问题，而且不可避免地有它的种种弊病；所以现实世界必定总是好与坏、善与恶相互掺杂并交织在一起的。如果人们一味追求纯之又纯的完美，其结果反而只能成为导人歧途的欺人之谈并且产生专制和腐化。因而革命就有可能完全成为以暴易暴，假纯而又纯之名，以行其专制与腐化之实；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所以人们的责任就应该是怎样尽力防止世界变得更坏，因此以暴易暴式的革命就是最应该反对的。而这种智慧并不存在于什么别的地方，它就存在于传统之中。传统既然是人类智慧的积累，所以它本身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断在成长、在演变、在调节它自己，以适应于新的环境和新的情况并解决新的问题。一个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利益在互相矛盾着、纠缠着和制衡着；所以良好的政策就必须能够最大限度地照顾到整个的社会和其中的每一个人。根据这一观点，他极力反对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加税，尤其是反对进行武力镇压，——而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表明，正是强行加税终于直接引爆了美国革命和独立战争。他反对英国对爱尔兰加以强制性的贸易限制，尤其指责英国镇压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是粗暴侵犯了公民权。他警告说，英国政府对北美洲和爱尔兰的政策必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个预言也被尔后的历史所证实。这些预言的准确性似乎可以说明他的思想中饱含着正确的部分。要维护秩序就必须尊重传统，包括尊重自己的和别人的（例如北美殖民地的）传统。尊重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包括要尊重别人的（例如爱尔兰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尊重社会秩序就包括尊重这个秩序的自我调节，尤其是应该充分容许社会下层的聪明才智能够有充分上升的余地。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在经济上就必然要求自由，这种自由的实质亦即类似亚当·斯密那种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所形成的自然秩序。在法国革命派看来，抽象的人权乃是自然法的当然结论；而在柏克看来，具体的传统才是自然法的当然结论。

柏克赞同美国革命，是因为美国革命乃是以英国传统的自由观念为其基础的。柏克反对法国大革命，是因为法国大革命乃是以抽象的理性（或者说形而上学）观念为其基础的。归根到底，指导政治的理论应该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而不是以空想的或哲理的概念为依据。其实。这一诘难卢梭也早已预见到了。卢梭预见到了一定会有人攻击他的理论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所以他预先就声明他只是要探讨权利而并不要争论事实。而柏克所要争论的，则恰恰是任何权利都必须依据于事实，权利就是由事实之中长成出来的。所以我们就决不可撇开现实而凿空立论。我们的权利是谁给的？卢梭的答案是天赋的；柏克的答案是人赋的，是历代人们智慧的结晶所赋予的，是由传统所形成的。下面我们将谈到，这一分歧就揭开了下一个世纪法理学派和历史学派之争，即人权究竟是天赋的抑或是人赋的？

柏克认为英、美的革命是以维护和发扬传统中的美好的价值为目的的，而法国大革命则是以破坏传统为目的的；这就是他拥护英、美革命而反对法国革命的原因。柏克的理论每每被反对者讥之为逻辑混乱、自相矛盾、不能一贯。例如，就在这个维护与破坏传统的间题上，柏克就颇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传统毕竟也是由人创造的，而且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为什么法国人就无权或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其旗帜的传统来呢？他的答案看来似乎是这样的：法国大革命所标榜的“自由”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那只能是造成灾难。真正的自由乃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自由，也就是符合自然秩序的自由。凡是不符合自然的，都是不能成立的。按，自然一词原文为nature，凡是由自然而来的东西都是自然的（natural,naturel)；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的权利就是自然的。本世纪初当这种学说传入中国时，我们把“自然权利”译作“天赋人权”，而天赋一词却平添了一道神圣的色彩，并且天赋还似乎是相对于人赋而言。其实。无论是卢梭的（以及尔后被法典化为美国革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的）天赋人权，还是柏克的（以及尔后发展为历史学派的）人赋人权，都强调自己乃是自然的。只不过天赋人权强调其天然（nature即天性，也即是自然或人性）的成分，人赋人权则强调其传统（它也是由自然形成的）的成分。双方在强调其自然的根源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不同的则在于天赋人权论强调权利的先天方面（天赋的），而人赋人权论则强调权利在社会上约定俗成的方面（人赋的），尽管无论先天的还是后天的（约定俗成的）都是自然的，于此，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中文的措辞之妙，它可以突显出西文原文中表面上看来是圆融无碍的推论之中的种种杆格难通之处。因为“天赋’与“自然”两词在中文的语义上并不是等值的。

天赋人权论强调自由和平等是天然的，——按，《牡丹亭》中杜丽娘有云：“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此处的“天然”作“天性所使然”解，似正可作为天赋人权论或自然权利论中的天然或自然一词的注解，——而人赋人权论则强调自由之必须受特定条件的制约以及社会的不平等也是天然的；不平等乃是每个人的德行、才能和气质以及环境的自然反映，并且是在传统这个架构中反映出来或表现出来的，这也是自然的。但是这一点加以制度化之后，就自然会成为一种贵族制或者等级制。（有似于孙中山所谓的平头的平等和平脚的平等；每个人能够各如其分，即是平等。或者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各尽所能就是平等；平等决不是说每个人的成就和地位都是同样的）。这种贵族制的优点是，贵族是把自己的荣誉与公共的利益和幸福结合在一起的。它不是指一种形式上的或血缘上的贵族制，而是指一种基于自然才能基础之上的贵族制，（或者我们不用贵族制一词而换另一个名词，如“各尽所能”或“人尽其才”之类，也未尝不可）。这样形成的为历代所尊敬的传统智慧，乃是最可宝贵的，是决不应该容许以暴力手段加以摧残的。这就是柏克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力之最坚强有力的论据。

但是柏克却没有能够充分正视如下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即暴力的出现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固然它表面上看来乃是由人的意志所主动作出的，但在深层上它却是由于种种历史趋势相激荡的结果所使然，当其达到了一个临界值的关头，它就引爆了。无论如何，这一点应该归咎于他缺乏某种必要的历史洞见，而未能看到历史更深一层的东西，于是就把对历史的解释仅只停留在个人的品质或德行的层次上。世界上并没有魔法师，千百万人的行动不是少数魔法师所能挑动起来并加以操纵的。历史最终的确是要通过个人的品质和德行、思想和心理表现出来的，但它所表现的却不仅仅是个人的品质和德行、思想和心理而已。启蒙运动的哲学家（Philosophe）们基本上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深深相信，一切都可以而且应该以理性为依归、由理性来做出最后的判断；站在相反立场上的柏克则相信传统的德行，以为只有它才能最后解决一切，才是一切事物的最后依归。也许双方都不免失之于片面。决定历史的，也许最后既不是人类的理性，也不是人类的德行。归根到底，人是一个复杂的动物，他（或他们）的行动（也就是历史）既不是单凭理性，也不是单凭德行，（当然，也不单凭感情或野心或任何其他的因素）。历史的行程代表着各种复杂因素的合力，每一种因素都在其中起作用。因此决不是某一个个人的思想因素就决定了它的航程和面貌的。正如同理，我们也不好用某一个概念就来概括一个人的全部思想和面貌一样，对于柏克，我们也应该慎重分析。在摒弃他那些过了时的、浪漫夸张而感情用事的谬误论点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他还有哪些见解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加以对待的。谈到传统，则一切正面的和反面的、正确的和错误的，毕竟都参与构成了我们所无法与之割断关系的历史传统。就柏克所做出了贡献的那份传统而言，即使是反对他的人，大概也不会把他对美国、印度和爱尔兰的那种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开明态度一笔抹杀的。

三

法国大革命的情况和英国光荣革命的情况不同，而柏克之谴责于法国大革命的，其实质在很大程度上无非就是在谴责法国并没有按照英国的模式在进行。在柏克看来，英国的人民享有人身自由（habeas corpus）、财产权、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这是英国最可宝贵的传统，也应该成为世界上一切民族所应尊重的宝贵传统。但是法国大革命却彻底摧毁了这个宝贵的传统。
　　或许不妨说，人类历史上的进步大抵不外是通过两条途径，即革命（以暴力的方式）和改良（以和平的方式）。近代法国史所走的道路以革命的方式为主，而近代英国史所走的道路则以改良的方式为主。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两个多世纪了，而对其是非功过的评价至今仍然聚讼纷纭，从没有一致的结论，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法国大革命所揭粱的原则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但是许多的英国学者却历来习惯于嘲笑法国的革命，他们嘲笑法国人浅薄，喜欢大吹大擂、夸张作态的表演，而苏国人则在同时默默无声地和平演进，而其成绩却不比法国人为差。看来对这场法国大革命的评说只好留待给千秋万世了；历史大概是永远也不会有结论的，其原因就在于过去的历史并没有死去，它也永远不会死去。它永远都活在现在之中，我们为历史定案只能是根据它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但是历史却是没有终结的，一切历史事件的后果和影响也是没有终结的，所以就永远也不会有一幕“最后的审判”.“最后的审判”只能是出现在世界的末日。孔夫子离我们已经两千多年了，对他的评论至今也还没有定论，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定论；因为他将来结论如何，也还要看他在将来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而定，而这却是我们所无法预见的。